在临安区太阳镇的“人才榜”上，宋国栋榜上有名。说起宋国栋，太阳年长一些的人都不陌生。他是太阳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也是太阳地方一位名望较高的乡贤。

宋国栋祖籍江西婺源，1933年出生在於潜县太阳铺上太阳李家，翌年，举家迁往下太阳村。成年后的他，近1．70米的个子，身材适中，眉清目秀，算得上一位标准的“帅哥”。他原名宋卿耕，下太阳小学读书时，老师喜欢这位聪明好学的孩子，盼其长大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，特赐名“宋国栋”。

1949年5月於潜县解放时，宋国栋还在中学读书，期间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1950年7月中学毕业后投身革命工作。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6年在於潜县委工作的宋国栋响应党中央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报考高等学校，是年8月被录取到全国重点高校、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学府”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深造。1961年7月毕业后留校工作，先任历史系助教，后被选派到校教务部工作。文革期间又被作为“面向基层”的干部下放到同济大学附属中学——上海市铁岭中学工作。文革结束后，由复旦大学推荐，上海市委组织部将他调入上海市委党校。退休前，他是上海市委党校和上海行政学院的教授和文史教研室主任，是全国党校系统文史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。他多次参加筹备和主持全国党校系统的历史学科、语文学科，以及上海党校系统的文史学科的学术讨论会，并参加上海党史学会、历史学会、行政管理学会、演讲学会等学术团体，担任上海演讲学会顾问、中华演讲学会筹委会理事等。

宋国栋知识渊博、阅历丰富，为人谦虚谨慎。我与他是同乡（都是太阳人），也都就读于复旦历史系。我们学生宿舍与他所住的教工宿舍相距不远。我有空时常去他那儿，同他聊天，向他请教。1964年8月我入学报到安顿就绪后便去拜访他，带去他母亲要我转交的物品。他见到我很高兴，爽朗地说：“好啊，来了个小老乡！山里的孩子能进大上海复旦读书不容易啊。”他还关切地说：“学校条件不错，要好好珍惜这一学习机会，勤奋努力。如有什么困难可对我说，我会尽力帮助你的。”

在校学习期间，老师上完课后就离开了。有时对老师课堂里讲的内容没有完全搞清楚，去宋老师家时便向他请教，他总是耐心解答。涉及史学界尚有争议的问题，他先要我谈谈自己的看法，而后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，我从中颇受教益。

我入学的第一个寒假和他一起回乡。他关照我说：“现在农村正在开展四清运动。我们身处上海，又在复旦，可能会有人来向我们问这问那，农村情况比较复杂，我们不了解情况不要随便表态，少讲话，讲话要和中央文件精神保持一致。”

文革前，他曾借给我一本当时难得看到的溥仪的著作《我的前半生》（我们历史系资料室也只有一本）。他十分感慨地说：“共产党真伟大啊，连皇帝都改造过来了。”

宋国栋身处异乡，情系桑梓。每当我从家乡来到上海，他都关切地问及家乡的人和事，为家乡遭遇的不幸（如1969年“七五”特大洪灾）感到忧虑，也为家乡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感到高兴。

去年5月，宋国栋老师不幸因病逝世，享年89岁，遵其遗嘱，其骨灰运回临安，安葬于九仙山公墓，魂归故里。

宋国栋老师已驾鹤西去，但他作为钟灵毓秀的天目山区一位英才、太阳乡贤值得家乡人们缅怀。